进入6月份，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离京调研。其中，习近平到了山东烟台。6月13日，习在烟台视察当地国有企业时讲话称，“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透过这一混杂着不满与反击的罕见发难，习向外界释出了中国国企改革重大信号。

北京时间7月26日，中国政府官网发布通知，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任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尽管刘鹤此前已有多项重要兼职加身，但基于“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王冠”这一认知，今次出任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刘鹤，真正迎来了其在中共政坛的高光时刻。

中国国企改革停转

和习近平罕见发难“谁说国企搞不好”同期的是，中国迎来新一波央企密集“换帅”潮，半年来总计有超过20位央企“一把手”被撤换。这里面不排除个别中国央企掌门人是“到点下车”，但如此规模如此频密的中国国企换帅，高层不满国企的经济表现和改革进展无疑是主因。

刘鹤在中财办的同事、中财办前副主任杨伟民，此前在2018陆家嘴论坛峰会上公开发出批评称，近两年处置的僵尸企业仅为“冰山一角”，“死窟窿”不清理将耗尽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高度，对改革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没有必要搞试点，也没有必要审批以后再改革，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

作为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改革方向之一，在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亲自推动下，2017年中国联通率先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自此一骑绝尘，中国国企混改陷入停顿。而尽管杨伟民已经卸任中财办副主任，但外间坚信杨对僵尸企业处置不力和国企混改“搞成审批制”的批评，在高层中已成共识。

中国国企改革，球已在刘鹤脚下（图源：发改委官网）

权威中国经济研究机构数据表明，长期以来，中国国企一直低效运转。仅以2001年至2009年数据为例，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009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

即便如此，中国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也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长期享受政府财政补贴、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免除等方面。

改革停转真因何在？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日前在一个国企改革论坛发言中称，在漫长的20多年间，实际上中国国企改革一直在“放”和“收”之间徘徊，没有能够改掉“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魔咒。最近10多年来，中国政府管国有企业的体制不断加强，每一个企业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不同的地位，“央企”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行使职能的工具，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承担社会职能的基本单元。党政部门分兵把守，在企业之外管理着本应由股东会、董事会管理的那些人和事。结果，中国国有企业和政府绑得太紧，目标多元、缺乏活力。

除了政企不分，中国国企改革还受到僵化已久的意识形态的困扰。对此，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名誉会长高尚全，日前在一个讨论会上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华为公司身上的真实案例。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有人提出来华为公司“姓资不姓社”，当时提出两条理由：第一，华为公司中国政府没有投资一分钱，所以它不是社会主义；第二，华为公司搞了职工持股，因此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其后报告起草组成员赶往深圳华为总部调查，结果是华为公司确实没有中国政府投资一分钱，是任正非个人出资两万多元钱起家的，所以它是社会资本。

如果当初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清，就不可能有日后的跨国公司华为。对此高尚全称，中国政府要就事论事来搞国有企业，其实混合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国企改革要利用好社会所有制这一形式，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也是通向社会所有制的有效形式。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20多年之后，中国国企改革仍然受到“姓资姓社”意识形态“大帽子”的困扰。今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上发表“消灭私有制”主题的文章，就是这一僵化意识形态死灰复燃的例证。

中国国企改革停转的第三个原因，是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联合阻击。中国僵尸企业之所以难以淘汰，核心问题是受到来自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阻力。当事国企和地方政府不愿意面对企业破产带来的失业、维稳、面子和 GDP 下降压力，从而压迫银行体系帮其继续掩盖问题。

在作为习近平最具影响力的经济顾问置身幕后多年后，中共十九大上刘鹤成为一个重量级中共高官，其职责权限涵盖对美对欧经贸谈判、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国企改革和产业政策。自1990年代中期朱镕基同时担任央行行长和中国事实上的经济掌舵者以来，中国还没有一位副总理被要求挑起如此沉重的负担。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达到8,600美元，而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已经超过4万至5万美元，如果不能转至效率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轨道，中国经济大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而中国经济绩效不彰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共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作为中国改革的大动作和突破口，国企改革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球已经在刘鹤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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